陶侃搬砖

若聘请廉政监督员，首席人选，我推母亲。

晋朝陶侃，大家都晓得吧，若不晓得陶侃，当晓得陶潜，陶侃即陶潜曾祖也。陶侃重廉节，陶潜重气节，基因遗传难验证，家风有传承或是可信的。

“侃早孤贫，为县吏”，属农家子弟而登版仕籍。陶母寡居，家贫如洗，却真是个好母亲。陶侃做官，带了一班同僚来家里。陶家无能杀鸡宰鹅，“其母乃截发得双髲，以易酒肴。”几十年留着一头秀发，咔嚓一声给剪了，换来酒肴招待儿子的同僚。

陶侃有出息了，陶母那么穷，穷如何？穷且益坚，穷而守节。陶侃之母对不义之富贵，非仅视为浮云，更视为臭鱼。“侃少为寻阳县吏，监鱼梁。”大概是管理渔业的小官吧。靠水吃水，靠鱼吃鱼。陶侃自吃了，想着母亲也该品品，便做了一坛子干鱼，托人送回来。陶母不吃，原封不动，叫人带回去，捎带一封家风之信，曰：“尔为吏，以官物遗我，是增我忧矣。”

一坛子干鱼，不值几个钱，却是官家的，拿了，人便不值几个钱了。其中逻辑，清代张伯行说得透彻，兹引此：“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陶母是这么想的，儿子小官贪小，后来小官贪大，大官贪更大，去牢狱，掉脑壳，岂不让母亲忧恨终生？

世界上或许唯有母亲才这么贴心，替儿近虑，替儿远忧。多年前，有新闻说，要请小眼睛监督大眼睛，或请枕边人监督被底人。不过我还是觉得，廉政首席人选，非母亲不可。

母亲做廉政监督员，不只是对小贪小贿蛮敏感，她凭直觉或曰常识，能辨廉腐其是其非。再说一位母亲吧。唐朝有位监察御史，叫李畲，出身也非富贵人家，“母清素贞洁”。李母者，别一个陶母也。李畲跃农门，分配在御史台。这岗位反腐抓腐，想来不会腐，李母自是喜之不尽。

那次，御史台到了领俸禄日子。御史俸禄构成，大概是一半钱币，一半实物，实物是粮食。李畲把粮食送回家，李母心细如发，一升升来量，不对劲，怎么与俸禄数不符？

多了三石！古时一石是一百二十斤，三石是三百六十斤，这便宜占得不大不小。

为何会多这么多？御史台清苦又辛苦，每次领俸禄，集体决议，多领三石。这不是今天才这样的，是多年惯例（御史例不概）。从来如此，便对么？惯例如此，便对么？这三石米是惯例，那么把这些粮食一石石送到家，给车费吗？给多少车费？从来不给车费，这也是惯例（御史例不还脚车钱）。

哪来那么多惯例？“母怒”，对李畲大发脾气：你赶紧把三石谷米给我送回单位，该付的车费赶紧给我付清（令送所剩米及脚钱以责畲）。

“事有行之似非政体，而祖宗以来，相沿不废”，便成了惯例，李畲身在御史，对腐败有纠参之责，想来什么是腐败，是有专业鉴定的。但他对这三石米，对这车脚费，没觉得有什么，视为理所当然，便是惯例能蒙蔽其眼。不是李畲母亲对腐败有多强的专业鉴别力，而是她对事情有着朴素而基本的常识。乱拿百姓一针一线，妄取公家一丝一毫，那是什么？就是腐败。她称量禄米，心中有杆秤，先称量廉政。经李畲母亲如此一审，御史们也回过神来，不以惯例作借口，而以良知审惯例，感觉蛮羞愧（畲乃追仓官科罪。诸御史皆有惭色）。我们一些惯例，都经过了廉审么？可以请母亲们当审视员。

陶侃之母与李畲之母，其拒腐能力超强，起自其审腐精准。这般母亲，培育出的儿女自是好官员，如陶侃，史书有传“侃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有循吏之称；如李畲，后人有联“奉公守法如翠柏苍松；廉洁情操虽老死不移”，有良吏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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