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二十三，曹操病逝于洛阳，终年六十六岁。临终前，他颁布了《遗令》，亦即遗嘱。令文对自己的一生功过作了简单回顾，对自己的后事作了具体安排。他认为自己的治军治政之法有利有弊，后人不要事事照办、全盘照搬。他还要求丧事简办，天下尚未安定，不得古礼行事。入殓时穿当时季节的衣服，因有头风病，很早就戴上了头巾，死后仍戴头巾。文武百官来哭吊，只要哭十五声，安葬完毕即脱掉丧服。驻防各地的将士，都不要离开驻地，官兵要各守职责。

应当说，曹操的《遗令》，对于自己身后的大事小情，说得比较详尽周全，而更值得关注的，当是其中的两个节点：一是认为自己持法治军严了些，“至于犯的大过失，发的小脾气，不值得效法”；二是强调薄葬，“不要用金玉珍宝陪葬”。

先说第一个节点。曹操勇于正视自己的“大过失”和缺点不足，而且告诫后人不要效法，不可事事照办、全盘照搬。这在历朝历代的封建帝王将相中，不说是绝无仅有，也算得十分罕见。这说明，曹操胸怀磊落，实事求是，不文过饰非，有自知之明。曹操着眼于宏图大业的成败，而不计较个人的所谓“面子”。曹操是切实为后人负责，让后人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从而不犯或少犯错误，这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相比，显然有云泥之别。

再说第二个节点。曹操强调薄葬，其中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他起兵之初，由于军费不足，和袁绍等人一样，也干过盗墓的勾当，亲眼看过许多坟墓被盗之后尸骨遭践、什物狼藉的场面。因此，他不想自己身后重演这样的悲剧。正所谓“经一事，长一智”。

从大格局上看，曹操强调薄葬，体现了高瞻远瞩的目光和匡正世风的决心。在汉代，厚葬成风，为害甚烈，朝廷虽然也曾颁布《葬律》，欲将其“制度化”，但收效甚微。南昌发掘的海昏侯刘贺之墓，就很能说明些问题：仅主墓西侧的车马陪葬坑，就有八十平方米之大。在这个坑里，共发现五辆木制彩绘车和二十匹马的痕迹，正好是四匹马一辆车，据说这是汉代王侯出行的最高规格。厚葬成风，随之而来的，便是盗墓成风。正如当时刘向上书成帝所说：“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垅弥高，宫阙甚丽，发掘必速。”当今也有文章说：“光洛阳周围挖掘的汉墓，到现在，起码超过十万座。”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考古挖掘的汉墓虽然数量巨大”，却早已是“十室九空”,足见“其葬愈厚”“发掘必速”之理。

身临其境的曹操，对厚葬成风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对盗墓成风，也有亲身体会。他身体力行薄葬，其动机究竟为何，不好妄论，但至少对厚葬以及盗墓之风气，是个有力的抗击，也为后人留下了榜样，值得称道。（李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