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长不长，廉字第一防。

咸丰三年（1853年），33岁的丁宝桢考取进士，先后任岳州、长沙知府，48岁任山东巡抚，57岁升任四川总督。“平远奇男抚东督川勇于任事惩恶扬善一身正气，晚清重臣爱国为民睿智超群廉洁奉公两袖清风”，这副对联概括了丁宝桢一生的功绩，也是他德政双馨的人格写照。

丁宝桢并非出身名门望族，但丁氏家族却长盛不衰，传至丁宝桢已历百年。乾隆初年，丁宝桢先祖丁福汉，经商来到贵州平远州牛场镇，见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就定居下来。丁福汉虽是生意人，却十分重视子女教育。丁福汉之子丁公俊深受影响，赋诗以言志：

“人非圣贤无高下，世代忠良不可差。读书耕田不误时，精忠报国品自嘉。廉洁奉公身高洁，尊老爱幼在天涯。一旦蒙恩受命时，不负朝廷不负家！”

诗中阐述了人无高下，品有忠否；平日读书耕田，常思精忠报国；一旦出仕为官，必须不负家国。其核心在于一个廉字，立身高洁看廉品，走遍天涯爱当先。

正是这首被丁氏后人看作家规的诗，培育了丁氏百年不衰的良好家风；正是这首传之百年的家规诗，造就了丁宝桢的高尚人格。

丁公俊之子丁必荣，37岁做官，先后任四川酉阳州州判和昭化县知县，廉洁敬业。丁必荣之子丁世棻，27岁成为优贡，在贵州镇远府训导职位上，十年如一日，克勤克俭，兢兢业业。

丁宝桢是丁世棻之子，深受先辈家风涵养熏陶，无论在哪个地方为官，都留下了不朽的名声。

他在山东为官13年，先后任山东按察使、布政使，直至山东巡抚。在此期间，他做了三件名传一时的大事。一是智斩太监安德海；二是督治黄河水患；三是创办山东机器制造局。丁宝桢也被称为晚清山东最有为的官员。

在济南崇孝苑碑林里的一块石碑上，记载着同治十年（1871年）黄河在山东郓城决堤，丁宝桢带病治理黄河水患的事迹。在山东菏泽黄河边的障东堤石碑上，则记载了同治十二年（1873年）黄河决口，正告假在贵州的丁宝桢赶回山东督治水患的情况。这些石碑承载了百姓对丁宝桢这位好官的深深怀念。

在丁宝桢为官十年的四川，同样留下了他良好的口碑。在这里，丁宝桢同样干了三件大事：一是改进都江堰水利设施；二是创办四川机器局；三是改良盐法。为此，朝廷特为丁宝桢写了一幅字，上书四个大字：“国之宝桢。”而丁宝桢的雕像至今仍然矗立在都江堰边上。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丁宝桢逝世于四川总督任所。由于平时的俸金多数用于济困助学，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他在病危时竟然债台高筑，只好上奏朝廷：“所借之银，今生难以奉还，有待来生含环以报。”光绪为之动容，称“遽闻溘逝，悼惜殊深”。礼部尚书李瑞芬更是感于其功德胆识情操，把他与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推为晚清名臣之一。噩耗传出，山东父老悲恸、惋惜、哀叹，请求朝廷将丁宝桢的灵柩运回山东。灵柩运至济南，士绅百姓争相“郊野祭吊”。将其遗体葬于历城（今济南）华不注山麓。山东百姓对这样一个外乡人表达了何等的挚爱与尊敬，于此可见一斑。

贤人去矣，家风绵长。丁宝桢长子丁体常，官至广东布政使；次子丁体勤，任山海关通判。其孙丁道津，曾任刑部主事，宣统元年（1909年）以道员衔在济南创设官商合办的山东泺源造纸有限公司，担任公司总经理，民国元年一度出任山东布政使。侄孙丁道衡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和教育家。丁宝桢的家教家风在留给儿子的信中便可知一二：

第一，志在君民，不依阿从俗。他在给儿子丁体常的信中说：“遵率祖父家规，我之做官，志在君民，他无所问。宁可被参而罢黜，断不依阿以从俗，而自坏身心，贻羞后世也！”

联想他在山东、四川为官时采取革除陋规、清查账目等一系列扭转官风的举措，他立下为官以君民为重的家规，更让人钦佩。

第二，做人做官，要立定脚跟。丁宝桢告诫儿子：“至做官一事，原是讲求做事，其补署一切，应听之天命。万不可有心其间，一涉有心，即易入于钻营，将顺卑鄙一路，切毋以此为念。立定脚跟，做人做事，方是大丈夫所为。”

做大丈夫，不做钻营之小人，是丁宝桢自己的写照，也是对子孙的告诫。

第三，存心忠厚，多济苦救民。与对自己要求节俭一样，丁宝桢要求子孙家用不要和别人攀比，“家用务宜节省，肥浓易于致病，不如清淡之养人。华服适滋暴殄，不如布衣之适体。”同时还要存忠厚之心，多济苦救民，“事事悉存忠厚之心，不敢侮人，不敢慢人，遇有善事量力乐做，不可妄取民间一钱，如供余之内，稍有赢余，即以之救济穷苦贫民。”

古语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说的便是为长者一生坚守的价值追求，也就是其家风中最为鲜明的价值观，不仅融入后人的血脉，而且成为激励世人的强大精神力量，流芳泽世，砥砺人心。丁宝桢是这样，其他名人先贤也无不如此。（刘绪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