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礼，是为年轻人进入社会而举行的人生礼仪。它标志着一个人经过漫长的文化过程后，逐渐走向了成熟。如果把成年礼比喻为成长必须经过的考验，那么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正是我们党经历战胜凶残敌人、解决党内纷争、寻找正确路线，以及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多重考验，脱离了幼年期的标志。

长征的胜利，象征着处于民主革命阶段的中国共产党终于经受了世界上最具挑战、最为艰辛的“成年礼”考验，开始独立、成熟，并走向成年。对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而言，长征的考验，大者有三——仗到底该怎么打？纪律和规矩该怎么立？中国革命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长征的根源在哪里？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独立思考、决策中走向胜利的。

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一直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工作，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正确的指导，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于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指挥也曾严格执行，并造成严重的后果，驻华代表维经斯基曾承认，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不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盲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例如，1931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起草，共产国际批准了《土地法草案》，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王明等人以此指责各根据地特别是中央根据地原先实行的限制而不是实际上消灭富农经济、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做法，是“富农路线”“非阶级路线”。但毛泽东在实践中发现这一政策存在问题，随之提出“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

再如，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已认为“中国进入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要求中国共产党“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王明得到共产国际支持，获得中共中央领导权后，在1933年11月提出“通过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来争取消除远东的战争危机，乃是中国共产党的最近的目标，是它的基本的、伟大的任务”。这种形势判断下，红军的军事策略当然是进攻、进攻再进攻，1933年9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军事代表曼弗雷德·施特恩就设想，红军将进行一场大规模正规战争，一直挺进到南昌，或者甚至挺进到长江沿岸的敌人中心地区。然而，毛泽东并不这样看，他在1930年1月致信林彪时已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李德在回忆录中总结，毛泽东在三个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者”有着根本冲突。在经济政策上，毛泽东“主张政治上也对大地主和农村高利贷者采取和缓政策，主张给私人投资和商业以更大的活动余地”，以“‘一切为农民’这句口号，来补充‘一切为了前线’这句正确的口号”；在战争方法上，毛泽东“主张完全采取游击战的老方法，而不考虑这样做可能会丧失自己的土地”；在同苏联的关系上，毛泽东竟然提出“应该用‘帮助中国’这句口号”。李德毫不掩盖自己对毛泽东的不满，因为毛泽东不像某些自诩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一样把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的指示视为圣旨，而且毛泽东居然把这上升为具有政治论点的言论，“中国革命有它的特点，中国红军的斗争也有其特殊性”。在李德和博古看来，毛泽东是离经叛道的，他们称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肤浅的”，他们还饶有兴趣地分析其原因为，毛泽东“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等等。

同样信奉马克思主义，同样忠贞于事业，为什么冲突如此之大呢？说到底，就是思考问题的方法不同。1930年5月，毛泽东已意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撰文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与精髓已经形成，由此毛泽东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而博古在苏区担任主要领导时期，秉承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党的路线必须是“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苏区党面前的重大的历史的任务是最积极地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粉碎敌人的新进攻，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至于李德，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们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集中体现，保卫它，使它不受冒险计划的破坏，不受敌人的打击，这是我们神圣的国际主义职责。”

长征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征途

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博古、李德坚持了共产国际的政策，却没有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在他们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长征。要彻底纠正博古、李德的错误，任重道远。怎么办？毛泽东的做法是，先是服从中央的决定，然后在长征途中，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摆事实、讲道理，说服大家认识到博古、李德的错误，推动形成党内一致的意见；鉴于共产国际在党内的崇高地位，毛泽东还把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问题暂时搁置一边，首先从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着手说服。

1934年10月18日，毛泽东带着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道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在第一纵队行军。在毛泽东邀请下，他们三人一起行军，一起宿营。进入湘南后，毛泽东开始向他们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必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很快也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反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此后，毛泽东又同周恩来、朱德谈话做工作，得到他们的支持。终于，党内对纠正博古、李德军事指挥错误的问题形成了一致意见，在湖南通道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改变行军路线，向西进军贵州。军事路线的改变，进而形成组织路线的变更，在遵义会议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面对这一重大变化，李德并没有深刻反思，相反，他在遵义会议上拒绝大家的批评，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在回忆录中更耿耿于怀把这一变化归结为中央在长征中与共产国际断绝了无线电联系，“1934-1935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中国共产党不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明确指令，“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能够不顾马列主义干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甚至这些干部本身也部分地和暂时地为这种情绪所左右。”

言必称共产国际，解决不了中国革命的问题，李德的抱怨恰恰说明，必须在全党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然而，毛泽东在长征中并没有提出这一问题，因为在长征的恶劣环境中，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解决军事、组织路线的条件已经成熟，能够在党内形成一致意见，而纠正思想路线并不简单，也不是时候。1943年底，张闻天曾回忆道：“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周恩来在1972年6月回忆这段征途时感叹道：“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即使如此，长征已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战胜并将最终取代教条主义。

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总结这一段历程时豪情万丈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年的斗争中，不但锻炼出来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年礼”

长征是生死考验，中国共产党因错误的军事路线而长征，又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正是这条军事路线指引革命最终胜利。长征是组织熔炉，中国共产党纵身其中，忍受分裂之痛，凝聚党内共识，在生死边缘铸就了党的纪律规矩。长征是独立之始，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必须经历的“断脐”之痛。

就如毛泽东所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而长征，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走向成熟的关键节点。长征之前，中共党内虽然已经有了许多对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正确思考和实践探索，但广大党员干部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更为普遍的思想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正如杨尚昆在回忆录所说的，那时许多人都“相信斯大林不会错，共产国际不会错”。毛泽东也曾总结，中国革命之初，“带着很大的盲目性”，“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直到长征过后，经过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

所以，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年礼”。经过长征，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书本上的条条款款融合成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经过长征，毛泽东开始确立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的正确思想逐步成为党内共识，并据此制定方针政策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有了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勇气，有了“回首向来萧瑟处”的淡定，有了面对一切未知“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潇洒。

长征不朽！（翼扬）